【因為愛，讓他好好走】
(一)
老母親點頭，因為她不識字，我和安寧療護師就一一用圖卡介紹ＤＮＲ，再協助老母親簽署。
只見老母親一邊點頭，一邊頻頻拭淚，她聽完我們說的話後，走回床邊，握住兒子的手，說：「下輩子回來，再當我的兒子。好嗎？好嗎？」
老母親用她還在顫抖的手，簽了同意書。
老母親的眼淚卻有一滴，滴落在同意書上，不偏不倚，就落在病患的姓名上，病患的名字都暈糊掉了。
若生命已經到盡頭了，我們學會謙卑、尊重生命，所以善終也是一種積極搶救生命的行為。
(二)
當門一打開，果然看見一群人，而且是一群急診護理師們，也不管推床還在晃動，大家就齊心輪流，跳到床上急救，每個人的臉色是如此驚慌，甚至已有人在流淚，一直喊：「林醫師！林醫師！」
我看呆了兩秒，就回神到自己的急重症專業，因為躺在床上的病患，不是別人，是我自己的學長。
在一小時前，他還在急診室，跟我交班說話，而一小時後，他躺平，成為昏迷、不說話的病人。
這是很殘酷的戰鬥。一邊壓胸，那血就從鼻腔、嘴巴、耳孔噴出。血腥之味，即使戴上口罩，也聞得到。
忽然之間，一個很尖銳的叫聲在我耳邊響起，說：「不要救、你們不要再救他了....拜託....」
我們大家往聲音的方向看去，原來是林醫師的太太。
只見她在床邊跪下，哭泣著說：「他有交待，有一天，若是救不回來，或救回來了也是躺在床上不能上班，就不要再急救、不要再急救了！」
我想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林醫師要什麼了。
我們關上了門，替林醫師清洗乾淨身體上所有的血跡，直到林醫師蒼白的臉出現。
醫師要放手，家人要放下，病人才能放心走。這人生，若能及時放下一切，都是好人生。
(三)
以林小姐而言，不論她是好人、壞人，對於善終的需求，她也應該能與別人一樣，獲得相同對待。簽署拒絕急救同意書，那只是阻止我們將醫療急救工具往病患的身體上執行，但如果我們以為那就是病人的善終，那是錯誤的。病人還有疼痛、大小便的生活處理等等。更何況，妳可有發現這些是病人，他們最後在個人的自由上，是硬生生被剝奪的？就像林小姐一樣，最後只能躺在床上，所以她才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。
你願意在人生的最後一段路，接受急救的痛苦嗎？我想，你一定會說「不要」。但不是很矛盾嗎？你不想要，卻讓臨終的家人去承受，這於心何忍。
(四)
老師知道自己來日無多。
他一邊簽ＤＮＲ，一邊說：「長日將盡。我不會讓自己的身體被破壞殆盡。」
其實，我的心五味雜陳，因為眼前的一位長輩，同時是我的老師，因為肺癌，即將在未來的三個月裡結束生命。
隨著老師的病況不好，他的兒子也回來了。兒子是一名律師，在美國執業多年。
我去國外開了一星期的會，一早進入加護病房，卻看到老師躺在病床上。
看著眼前的這一幕，我錯愕了。這….這發生什麼事了？事情的演變不應如此、不應如此啊！他不是已經簽好預立安寧緩和醫療的意願書了嗎？為什麼現在身上插滿氣管內管、鼻胃管、尿管、動脈導管、靜脈導管等，雙手、雙腳也因躁動不安，而被安全約束。
護理師常問我：「只要簽妥『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』，不就對『善終』有保障了嗎？」
我總是回答：「沒有。因為簽妥後，只代表在法律上有效。但事情發生時，病人通常意識不清，許多醫療決定，那時，是透過家屬來決定。若此時家屬表達不知道病人已簽了ＤＮＲ，或否決此選擇，那麼醫療人員就可能會採納家屬的決定。」
「雖然老師已簽好ＤＮＲ，但卻沒有與兒子溝通清楚，所以就會陷入選擇『救』或『不救』的兩難，壓力與糾紛也會出現。」
～陷入昏迷的病患，若有不滿意，是不會告醫療人員的。通常是意識清楚，但情緒不安，又沒有被充分告知的這些家屬，會隨時更改昏迷的病患的意願。若他們不滿意，他們會告醫療人員。
(五)
其實醫護人員都了解醫療法的規定，「醫療機構實施侵入性檢查、治療或手術，應向病人或（請注意『或』這個字）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說明原因、成功率....並經其（請注意『其』這個字）同意，簽具同意書後，始得為之。」也就是說，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等被告知的權利，和病患權利是相等的。
更何況，若病人陷入昏迷時，醫師怎麼能不再向家人詢問，「他已有簽拒絕急救的同意書，你們還要救嗎？」
所以在醫療現場，掌控是否接受醫師處置的最後決定權，不是在昏迷或已經病重、奄奄一息的患者自己，而是在法律規定『其』裡面的任何人。
任何醫師都知道，如果沒有這樣做，當患者的病情結果沒有達成人的「理想」時，最可能會控告他們的，絕對是這些活著的家屬，而不是患者。
之前報紙報導「國內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的人數約二十萬人，但實際上每年可以得到善終的卻只有近萬人。換句話說，即使簽署了ＤＮＲ的病患中，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『好死』的願望並未達成。」
最後，關於死亡，你是學習？還是迴避？哪一種態度能讓我們善終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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